根据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最新估算，截至2019年，中国的全社会净财富达到675.5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为48.2万元。

当然，即使没有大流行的冲击，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会存在不确定性，但大流行会极大地增强这种不确定性：大流行会改变我们在之前对长期经济前景的预期吗？回归正常之后会恢复到大流行之前的状态吗？大流行不仅影响到当下和短期的不确定性，也会严重影响长期经济的不确定性。另外，大流行对于社会管理能力的提升，特别是人脸识别，电子和通讯监控，数据采集、聚合和分析，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技术的研发、应用及产业发展都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一旦这一过程走向反面，增长滑坡会带来一连串连锁效果：城市化放慢和房地产需求低迷，进而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滑。最近这些年，我们见证了监管自主性的空前增长，这种增长可能已经使得监管自主性能力从一个极端（过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高）[7]。事实上，大流行的一些影响，如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之大是过去四十年所从未有过的，这就是确定性的一个事实。不过，当信息网络技术的强大功能和威力如赋码权、电子手环被用与疫情防控无关的其他领域，以及疫情管控中集聚的与每个人有关的海量个人隐私数据面临泄漏和滥用的威胁时，疫情带来的也可能是一种负向的非意图后果，这意味着我们对非意图后果保持警惕。因此，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一个基本的目标是将当前的多重的极端不确定性降低到适当的程度，从而恢复人们对增长和就业、消费和投资前景的信念，从而更快地走出经济下滑和低迷的困境。

比如，林毅夫教授几乎是单枪匹马并长期不懈的地宣传他的乐观主义预测，即经济中高速增长可维持的年限比通常预测多出十到十五年。如果从福祸相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辩证思维出发，就会发现机遇与挑战并存 并非是一种说说而已的套话，而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内在规律。这次会议和这份历史性《决定》成为十三五脱贫攻坚战的动员令和行动指南，全党、全国、全社会各方力量被充分动员起来，以多种机制深度参与到脱贫攻坚工程中去。

总的来说，过渡期内将保持现有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并进行分类优化调整。我国消除贫困的成功经验有很多，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主动顺应历史方位变化，积极利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开展反贫困理论创新以及采用循序渐进和全面协调的方法论，都对下一阶段接续推动共同富裕、继续走好百年现代化道路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三）2021年至2022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防止规模性返贫 考虑到贫困的顽固性，我国在完成脱贫任务后没有立即收兵，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措施。在这个大的历史周期中，为了更好地推进阶段性工作，我国又进行了中短期的发展阶段划分。

再次，消除了剩余贫困，意味着中国大地上不再有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即使有零星出现的也会被快速发现和提供帮扶措施。这种反贫困理论看似反其道而行之或者不注重经济效率，实际上真正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理念而不是资本逻辑，是跨越减贫最后一公里陷阱的法宝。

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脱贫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全面实现，收入水平持续提升，精神风貌焕然一新。2020年底和2021年初，国家针对所有脱贫县和脱贫人口开展脱贫攻坚普查，全面摸清脱贫状况。只有中国在脱贫后继续一枝独秀，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政策，实现了防止规模性返贫目标。

到2020 年底，即使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我国还是如期实现了全部脱贫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随后不久，严重的农村贫困问题就进入了党和国家的决策视野。2020年初，尽管全国只剩下52个未脱贫县和551万未脱贫人口，但由于担忧疫情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推迟脱贫进度的建议，这本无可厚非。一些国家在这个阶段往往将剩余贫困作为一个尾巴 保留很长时间，或者用社会保障措施一兜了之。

二是发展阶段转换视角，以2012年为起点进入新时代，以2020年作为新发展阶段的新起点。2012年11月底，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悄悄驱车前往距北京不到300公里的河北省阜平县访贫问苦。

以十年为周期， 如果跳出脱贫本身而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视野进行考察， 可以总结出中国成功消除贫困的三方面关键经验，它们都与国家治理有关，从而对新发展阶段继续走好百年现代化道路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二）善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形成科学的反贫困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 我国农村扶贫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重点举措和创新思路，也陆续形成了扶贫责任制、扶贫战略调整等经验。

他强调，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2020年我国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做好‘加试题、打好收官战，这是对这一年脱贫攻坚战的形象写照。中央及各部委在2021年制定的综合性和专题性衔接政策多达33 项，省级及以下各级党委政府也纷纷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实施方案，调整体制、政策和工作重点。在此之后，消除贫困成为历史方位变化的必要条件。现在回头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年间消除贫困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重新审视，由于形势条件的巨大变化，能够得出一些新发现和新启示，总的来说就是脱贫攻坚是一场非常及时、有预见性的伟大国家行动， 既提升了底层居民的民生福祉水平，也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好的基础条件和治理经验。自从2013年以来，尽管精准扶贫主要是针对贫困户而言的，但实际上也在贫困县、贫困村层面加以应用，尤其是在培育发展能力方面格外突出。

（三）坚持循序渐进和全面协调方法论，统筹推进扶贫与其他工作 总的来看，消除农村贫困是现代化事业全局的一部分，用政治话语来说就是消除两极分化，但是两极分化问题的解决途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从属于缩小农村内部差距、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乡村振兴、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等一系列范畴。然而党中央及时召开从中央到县级的大规模远程电视会议，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如期严格按照标准完成脱贫任务。

根据世界银行网站资料，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贫困人口减少进度比常规预测要低近1亿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规模甚至进一步增加。与其他走在中国前面的国家相比，中国在十年间消除贫困具有规模大、速度快、效果扎实可靠等特点，当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从2012年到2020年的这8 年是承前启后且非常关键的转折过渡期。改革开放后不久，我国就逐渐明确了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大体上将这一百年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制定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因此，我国在农村扶贫中坚持了循序渐进和全面协调的方法论，将扶贫工作与其他工作有机结合统筹推进，更好地发挥协力作用。接下来，我国将开展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行动，循序渐进和统筹协调依然是有效的方法论。在贫困村层面，脱贫攻坚政策重视提供通村到组的硬化路、民用电和动力电、标准化卫生室、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条件、光纤网络、基本农田建设等重要基础设施。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是一个奠基性的阶段性目标。

所有这些措施都表明，脱贫攻坚措施中已经蕴含了为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而进行的准备。关键在于，该理论将反贫困视为国家使命的一部分，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框架之下设定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目标和反贫困任务边界，将一般扶贫理论中的稀缺资源配置决策机制转变为根据脱贫目标任务筹集并分配足够扶贫资源的决策机制。

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踏步赶上来，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贫困县考核机制的改革将地方党委、政府的主要工作精力引导到扶贫脱贫工作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考察在事后看来颇具深意。但是中国在确认贫困人口脱贫时，一般都要确保其家庭条件明显超过脱贫标准，即脱贫人口的实际福祉水平远高于脱贫标准的福祉内涵。

改革之初，中国的农村贫困极为严重，用当时的基本温饱标准看，农村贫困人口也高达2.5亿。因此，虽然得益于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以及持续的农村扶贫开发和新世纪以来社会政策改革，我国农村贫困大幅度缓解，但是到2012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仍高达9899万，占农村人口的10.2%。通过这种接续推进和统筹协调的方式，脱贫人口可以同其他社会群体实现相对公平的共同发展。用2011年制定的现行贫困标准看，当时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

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长机制，创新社会扶贫、金融扶贫资金投入方式，确保脱贫攻坚资金需求。在贫困户层面，精准扶贫政策致力于提供劳动力培训、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小额金融等增强发展能力的支持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思想陆续在后来的脱贫攻坚政策和实践中得以体现，带有强烈的中央决策意志和符合实际的科学性，迅速成为强大的指导力量，并且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完善，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随着低保标准、低收入标准的提高，中国居民的底线福祉水平也会随之不断提高。